清代初期，容美土司在原始的渔猎经济和洞穴文化基础上完成了向封建农奴制经济形态的转变，拥有了对土民的绝对控制权，土地高度集中，赋税统一收缴，而且强行征索，土司的财力明显增强。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容美土司不断地加强军事力量，利用鹤峰奇特、险峻的地理位置修筑戒备森严的防御体系，尤其田舜年执政后，对周边弱小部落，或建立亲缘关系拉拢，或以边防武力征伐，迅速扩充疆域，在土司周边“四关四口”建立烽火报警，将土司北疆推进到野三关。在五峰刻立汉土疆界碑解决边界争端，此时的容美土司疆域面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土司。为化解同紧邻土司的矛盾，容美土司同桑植土司在桑植、容美边境的五道水，两军休战联欢，大宴三日。并在山崖上题刻誓言。桑植土司向国栋题“山高水长”容美土司田曼如题“忆万斯年”。

　　经济上的发展，军事上的强盛，使得容美土司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如顾彩所说，除桑植、永顺、保靖及蜀之西阳，与之相当而外，“其余忠峒、唐崖、琶 大旺、高罗、木栅、忠孝、东乡等名目不可悉数，皆仰其鼻息而凛其威灵，若郑、卫、邾、莒之事齐晋。”

　　在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的政策下，容美土司不断受到中央王朝的封赠。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田舜年受到清康熙皇帝破格召见，田舜年就此在百顺桥召集所属土司部属开会，并立碑志庆，这是容美土司政治上达到鼎盛的一次盛会。

　　容美土司的不断强大，在主观上强化了其独立扩张意识，不断的边界纠纷，地方官员的反应和奏折，引起清王朝的密切关注。雍正七年四月，雍正皇帝，在四川提督黄廷桂、巡抚宪德的奏折上批道：“楚蜀各土司中，惟容美最为富强。”他还不无忧虑地指出，容美土司的“狂悖”应该引起楚蜀地方督抚官员的高度警惕和注意。

　　雍正十一年，雍正特别告诫总督黄廷桂说：“兵固当备，但需密而又密，或托词防边，预选候调，不可令彼惊疑，反致激出事端。朕审度局势，虽备无用，切勿轻举妄动！”

　　小小容美，弹丸之地，区区土司，一个微不足道的宣慰使，竟使堂堂一个大清皇帝这般畏惧!这不仅证明容美土司的强悍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已经触犯和威胁到皇权，引起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严重忧虑和关注，而且也预示了以后“改土归流”时“惟容美稍用兵”的必然结局。

　　容美、土家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容美土司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地域环境，开放的文化发展观念，浓郁的民族风情，强烈的民族意识，彰显土司文化的特有内涵，文学艺术上所留存的精华，厚重浓烈、大气浩然，这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领域的独特现象，再次证明容美土司地区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